□ 樊志宏：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 王俊：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人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客体。人的全面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其关键支撑作用就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供给侧决定了人才、知识、技术等信息时代主导要素的供给规模和质量；在需求侧提供了消费领域扩容、消费规模扩大、消费品质升级的超大内生动力。因此，应从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全局高度，来充分认识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

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相继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2010年左右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达到峰值，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开始下降；二是2022年总人口数量到达峰值，之后开始负增长。放在中国历史长河来看，这一人口数量增长趋势的根本转变，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由于非战争灾祸等原因所致的人口数量正常减少，为“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正确判断提供了一个坚实力证。

先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刘易斯拐点”是一国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某种发展必然性的社会变革，也是其后续能否持续推进现代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并迈上发达经济体台阶的关键拐点。它的“拐点效应”一方面表明，一国或地区单纯依赖于资本、土地、一般劳动等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久的，是必然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要素边际供给和边际贡献双下降的局面的；另一方面表明，只有在“刘易斯拐点”前后，成功地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于资本、土地、一般性劳动等要素投入的投资驱动发展方式，转变为依赖于知识、技术、创造性劳动等要素内生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才能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真正走上富裕之路。中国从2015年左右进入新常态，开始启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基本上符合并顺应了这一发展规律和经验。

就历史经验和当前发展形势来看，要实现好这一系列转变，就必须在供给侧依托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新的“创新红利”。随着近年来信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人们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劳动者在体力劳动方面将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替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到智力创造上，社会分工也将更多在智力创造领域深化、演化，进而引发人类社会知识生产的加速发展、知识要素的加速富集，不断强化知识创造在未来发展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在这一劳动分工演变趋势展望中，我们可以初窥到每个人从机器工业时代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看到每个人的个性禀赋、爱好得以自主自由释放、张扬和展现的美好愿景。

社会分工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必然会引发并依托于人口发展战略思维和重点的转变，即更加重视每代人、每个人全生命周期的成长和发展质量，通过不断提升养育教育、学习修养、文体社交、健康养老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质量，形成人人皆成才、人人能创造、人人的良好局面。以人口的全面、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支撑整个经济在供给侧转向依托于知识、技术、数据及相应的创造性劳动的内涵式发展，转向依靠人才、创新和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支撑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巨大规模人口所蕴含的红利，在要素投入驱动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供给侧，体现在生产要素层面；而在新时代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在需求侧，体现在消费品质升级上。     

工业时代初期把人内在地割裂为劳动要素供给者和商品消费者，从而内生了人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专业化分工劳动在不断深化、持续提升产出效率的同时，不断挤压了人自主、自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内生冲突，使得市场周期性的陷入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危机困境。进入工业化后期及信息革命初期，这一割裂局面得到了逐步修正。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首次提出了“产销者”概念，将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种身份重新合为一体。

当下，随着信息革命所引发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范式开始今日质变阶段，人在高效率劳动和高品质生活两端的和谐统一性正越来越成为可能。而当下及未来能够将这两端有效融合的关键性力量，就在于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所富集的消费升级需求，一直都是引领发展的关键牵引力量。从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解决温饱问题，到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中等收入社会、高收入社会，人追求自我成长所产生的主要需求是循着需求层次逐步升级的，是从主要体现个人属性的衣食住行及安全等需求，逐渐向更多体现社会价值观属性的社会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需求逐级升维的。另外，人的发展质量越高，其对更长生命周期时空中的消费行为就越重视，比如，贯通在生命时间链条上的养育、教育、健身、健康、养老等消费， 跨越在空间体验链上的求知性、探索性、体验性消费。

随着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上生命周期时空跨度越大的消费，越来越表现出对个性化、品质化的要求，个体愿意为此承担的差异化付出占比也越来越大。以教育为例，随着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教育质量的需求将更多体现在教育服务效率的快速提升上，比如更小的师生比、更为丰富多元个性化的教育等，而这些要求必然要跳出低收入阶段的均衡化供给体系，依赖于市场或社会化的非均衡的高水平优质教育供给，并由家庭及个人承担相应增加的成本。

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增加的投入就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消费需求潜力。较长生命周期时空中的消费需求基本上都拥有类似的巨大潜力。如何顺应消费升级发展规律和趋势，激发出这些消费潜力，是我们建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     

立足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将人力资本提升和消费升级纳入长期发展战略，从供给侧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从消费侧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推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的养育、教育、健康等服务类消费提质升维，以“教育引领—创新驱动—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发展。     

一是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建构面向未来的教育。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反映的是大规模标准化工业范式对教育的要求，而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决定性生产要素、产业组织模式、产业生态体系及生产生活范式等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信息时代的教育既要传授既有知识体系，还要为新知识体系的创造育成新兴革命力量。此外，作为模仿复制再创新的产物，中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依然主要体现的是以海权为主导的工商文明体系的基本特质和内在要求，较少体现中华文明历史传承创新的基本特质和内在要求。随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持续演进，随着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的再次融合发展，中华文明作为大河文明的最典型代表，必然要承载起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育成发展的重要使命，中国的教育必须要从被动模仿追赶，转换到主导引领创新。

二是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仅有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还有助于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激励企业以创新的方式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要求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帮助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三是推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服务消费提质升维。教育领域应着力推动与信息时代的人力资本发展相适应的教育供给。不断更新课程内容，引入跨学科、综合性的学习项目；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和管理服务；升级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职业素养，使之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以满足终身教育时代的多元教育消费需求。健康领域应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切实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除了医疗、照料、旅游等传统服务项目外，还应聚焦养老金融、科技赋能的智慧产品、居家和公共场所的适老化改造等新型项目，着力提高服务品质，注重挖掘健康产业融合的突破点，注重适老、养老相关产业的融合培育，实现新旧业态协同转型，实现由需求推动的供给效率的持续提升。

来源：中国人口报2024-06-12理论关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