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出要 “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体现了党中央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心。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既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又能通过生育率变化缓解少子化和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就此而言,在当下引导大众科学认识 “孩子效用”、提振家庭生育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孩子效用” 的学术内涵
家庭生育养育孩子需要付出成本,也会产生效用。新家庭经济学将 “孩子效用”界定为 “生育孩子对家庭的特定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一理论假设现代家庭会基于经济理性,在全面衡量生育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基础上,决定要不要 (再)生育:当 “孩子效用”大于 “孩子成本”时,家庭倾向于增加生育数量;当 “孩子效用” 小于“孩子成本”、生育孩子 “无利可图”时,家庭则倾向于少生或者不生孩子。
当下学术研究更多聚焦的是 “孩子成本”,“过高的育儿成本”因而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群众的热切期望。然而, 与社会普遍关注的 “孩子成本” 相比, “孩子效用” 似乎被忽视了。事实上, “成本” 与 “效用” 是相伴而生的两个概念, 一味地渲染 “孩子成本” 而忽视 “孩子效用”,只会加剧年轻人对生育的恐惧,导致不想生、不敢生。
对家庭而言,生育孩子所产生的效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 孩子满足了家庭的情感需求。孩子的陪伴, 让我们不再孤单;孩子让我们感受着无条件的爱与被爱;孩子让家庭更完整;孩子给我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他们的一举一动跟我们如此相似,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找到了情感的寄托、 生命的意义。
其次,孩子满足了家庭的社会需求。有了孩子,女性成为母亲,男性成为父亲。孩子帮助我们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 学习扮演新的社会角色;我们有了足够的动力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照顾自己、保护家庭;我们更加成熟,并且因为我们所承担的责任而成为更受尊重的个体、得到社会的认可;孩子会对我们的努力作出回应,他们在未来取得的成就, 会让我们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再次,孩子满足了家庭的经济需求。我们终将老去。当我们失去经济能力时,孩子的经济支持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份保障;当我们失去行动能力时,孩子的照料会让我们多一分安心。
当下社会对 “孩子效用” 的非科学认知
年轻夫妻在作生育决策时,对 “孩子效用”的认知往往是不科学的。他们更可能高估 “孩子成本”而低估 “孩子效用”,尤其是高估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经济成本,低估孩子的情感效用和社会效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 “近因效应”:人们似乎更容易关注眼前 “即将” 发生的事情, 而无暇顾及在 “遥远的” 几十年后 “可能” 发生的事情。前者如,怀孕生子过程可能会伴随不良的生理体验、产后身材可能会走形,需要花钱为孩子购买奶粉、尿片, 支付早教班、 兴趣班等费用, 购置学区房等。后者如, 自己年老以后, 孩子可能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等。当年轻夫妻考虑要不要(再)生育时,前者往往存在即时且更加深刻的影响力,而后者则被悬置,导致他们 “不想生”、一再推迟生育年龄;而当他们有生育意愿时, 又可能面临生理年龄偏大和孕育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不能生”问题。可能的原因之二是,在作生育决策时,人们似乎更关注那些可预期的、可测量的、具体的因素 (如孩子的经济成本),而忽视那些飘忽不定、 不可测量的抽象因素 (如孩子的情感效用和社会效用),因这些效用需要在抚育过程中通过亲子互动建构出来,且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如此,家庭往往容易得出 “养育孩子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的消极结论。
家庭误判 “孩子效用” 的原因
相比 “孩子成本”,家庭更可能误判 “孩子效用”。原因在于,大众传媒时代家庭看到、听到的一些负面信息在起作用。有研究表明, 在互联网上负面的信息更容易获得快速传播;非主流文化因其自带的 “时尚” 标签而更具冲击力, 被贩卖的育儿焦虑无处不在。例如, “丧偶式育儿”“辅导孩子功课导致脑溢血” “不婚不育保平安”等极具煽动性的负面信息。诸如此类的负面信息,形成了左右年轻夫妻判断的 “意见气候”,导致他们对 “孩子效用” 产生误判, 对生儿育女愈发恐惧。
引导公众科学认知 “孩子效用” 的策略
加强舆论引导、建构积极的生育文化,是关键着力点。首先,充分利用媒体的传播优势,引导家庭科学地看待 “孩子效用”,对生育孩子心生向往。同时,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支持生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引导老年人正确处理亲子关系与代际关系,形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向互动;引导年轻人进行有深度的思考,避免 “泛娱乐化”、享乐主义等。总之,以社会大众对 “孩子效用”的认可,覆盖、改变来自亚文化群体的消极的情绪发泄,构建更加积极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场域。
作者:王俊 石人炳
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